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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包括美国的变化，包括特朗普的上台，包括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有这个背景就会反映出来。过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从来是习惯自己绝对优势地位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是这个逐步在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后发优势。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英政府在此次接待活动中，还需要将特朗普的“注意力问题”计算在内。唐宁街10号之前得到提示，由于总统“注意力无法持久”，英方最好严格限制各类会晤的时长，因为一旦超过半个小时特朗普恐怕就会进入“神游”状态。美国驻英大使馆方面也建议，英方要把握好会晤成果的宣传尺度，最好不要将其描绘成“英国取得重大胜利”“英国是此次会晤的赢家”一类，否则有可能激怒特朗普。

我认为李鸿章的认识在那个时代是睁眼看世界比较早期先进的中国人，因为他讲到两个，一个是地理概念，他讲了世界9万多里地理概念，中国过去讲天下讲的是中原中国。第一，他首先有一个全球的概念。另外讲了西欧的诸国，而且带来的是坚船利炮，这是从西方文明的概念，当时李鸿章的认识还是很认可的。

百内国家公园被认为是南美最摄人心魄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我们去那里的目的是设法完整地拍到美洲狮猎食全过程。起初，这件事像是很棘手。黎明前就得出发，先去找拍摄目标。即便是在美洲狮受到良好保护而数目相当可观的国家公园里，这也是个挑战，因为它们行踪不定。

对上述情况，应该怎么看、怎么对待？第一，这些问题不是我国所独有，在欧美各国都或多或少存在，不然的话，他们每年都互相列举对方那么多的贸易投资障碍，而且，既然那么开放，没有多少准入限制，为什么他们彼此在对方的市场份额并不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边境内措施并非专门针对外部投资者的，我国国内企业面临同样的问题，严格来说，并非外国企业的非国民待遇，而是国民待遇，只不过是不利方面的国民待遇而已。第三，既然许多是中外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除了极少数需要作为安全措施隐性壁垒加以保留外，大部分就应进行梳理分析，看哪些符合国情仍然行之有效，哪些科学性差，效果不好，需要进行革新，需要学习别国的先进做法，使之现代化。对于另外一些政策则需展开深入辩论以形成共识，例如，加入全球价值链，在价值链内实现升级的政策，还有未来中国需不需要产业政策，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等。这实际上是以改革促开放。

一直以来，基建投资是“逆周期”调控和“稳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2013年-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有下行压力，此间基建投资增速总体高于总投资增速，然而，2018年以来基建投资增速则一路下滑，至当年9月末已降至3.3%的低点，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回落到5.3%的低位。